材料3：官某某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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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阅读马克斯.韦伯《官某某》
思考下列问题：
1、哪些你熟悉的组织可以证实韦伯的官某某概念？
2、结合你观察了解的情况，描述一下现代官某某的一些积极特征和消极特征。
材料3 官某某
马克斯.韦伯
节选自马克斯.韦伯《社会学论文集》。
一、官某某的特征
现代官僚机构以下列特殊的方式运行：
1、固定的正式的管辖范围原则。管辖范围一般由规则制定，也就是由法律和行政法规确定。
（1）以固定的方式将官僚管理体制所需的有规则的行动确定为官员的职责。
（2）以固定的方式分配为履行这些职责所需的发布命令的权威，并通过一些强制性的手段（物质的、精神的，或可能由官员自行处置的）对这些职责严加规定。
（3）为有规则地、连续地执行这些职责和履行相应的权力提供方法，只录用具备任职资格的人。
这三个方面构成了大众的、合法的政府机构的“官僚权力”。在私人经济领域，它们构成了“官僚管理”。这样，我们理解的官某某只是在现代社会才有的政治性和教会性社团中、在高度发育的资本主义才有的私人经济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具有固定权限的常设的公共权力机构不是历史发展的通例，而是一种特例。这在一些大的政治体制（如那些进行征服的古代东方某某，德意志帝国和蒙古帝国，或者很多封建制的国家）中更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通常通过私人亲信、餐桌伙伴或宫廷家奴来实行最重要的法令。他们的使命和权力都不是明确界定的，而是因情况而异。
2、机构等级和多级权力层次原则意味着一个严格规定的上下级制度，在这一制度中，高一级机构监督低一级机构。这样一种制度为被管理者以明确规定的方式向高一级权力部门要求做一个有关其部门的决定提供了可能。随着官某某的全面确立，机构等级制度成了一种惟一的组织形式。等级权威原则可以在所有官僚结构的组织中找到，如政府和教会组织，以及大的党派组织和私人企业。它与组织是“私人”还是“公共”的无关。
当管辖“权力”原则得到充分执行时，上下等级结构——至少在公共机构中——并不意味着高一级的权力部门就被授权接管低一级的部门的事务。实际上，规则恰恰相反，一个机构一旦建立起来，即使它已完成了任务，它也会继续存在，并由其他在职者掌管。
3、现代机构管理建立在书面文件（档案记录）上，这些文件以原始的或草稿的形式加以保存。因此，现代机构拥有一批辅助性人员以及各种书记员。积极从事公务的官员加上各自的物质工具和文件构成了一个“局”。在私人企业中，这种“局”常某某“办公室”。
现代行政组织原则上把办事机构从官员的私人宅邸分离出来。此外，官某某一般也将官方活动从个人生活领域中分离开来。公共资金和公用设备不同于官员的私人财产。这种状况是一种长期发展的产物。今天，这种情况同时存在于公共部门和私人企业。在私人企业中，这一原则甚至适用于主要的企业家。原则上，办公机构与宅邸相分离，业务联系与私人联系相分离，企业资产与私人资产相分离。现代类型的企业管理越是连贯一致，这种分离就越是明确。这一过程早在中世纪就开始了。
现代企业家以官某某机构的统治者称自己为国家的“第一公仆”相同的方式称自己是企业的“第一官员”，这是令人奇怪的。国家机构的活动本质上不同于私人企业的管理——这是一种欧洲大陆的观念，而在美国则是完全陌生的。
4、机构管理，至少是所有专业性的机构管理（这是现代管理的特征）通常是以全面的专业训练为前提的。这一点正在日益被现代私人企业的管理者和雇员所接受，也正在被国家官员所接受。
5、当机构充分建立起来以后，公务活动要求官员充分发挥他的工作能力，尽管他在机构中的工作时间可能是固定的。在正常情况下，这只是一种长期发展的产物，无论是在公共的还是私人的机构中。这与先前的情况不同，在以前，公务只是一种位居其次的活动。
6、机构管理遵循一些一般的规则，这些规则或多或少是稳定的、详尽的，并且是可以掌握的。对这些规则的了解和掌握代表着官员所具备的一种专门知识，它涉及了管辖权限、行政或企业管理。
现代机构管理简化为一些规则正是源于其自身的本质。例如，现代公共行政管理原理假定，根据法令决定某些事物的权力（这一权力已被法律赋予了公共机构当局）并不是机构有权对每种情况都通过发布命令来调节，而只是有权进行抽象的调节。这与那种通过个人特权和送礼来调节所有的关系（这在世袭制中是占绝对统治地位的，至少就这些关系并非由神圣的传统确定而言）截然不同。
二、官员的职位
所有这些产生了官员的内部和外部职位：
1、机关工作是一种“职业”。
这首先表现在要求有一个严格规定的训练过程，它要求具备胜任较长时期工作的能力，也表现在雇佣必须经过一般的和专门的考试。此外，官员职位的本质是一种责任。它以下列方式决定了他的内部结构关系：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实际上，不能把机关工作看作是一种获取租金和酬金的来源（这在中世纪是一种正常状况，甚至在近代之初仍是一种普遍现象），也不能把机关工作看成是服务与其等价物的交换，就像自由的劳动合同所表现得那样。进入一个机构（包括进入私人经济部门）意味着接受一种特殊的为机构效力的义务，它得到的是一种有保障的生活。这种现代的忠诚的实质（就其纯粹的形式来说）不在于建立一种私人关系（这种私人关系在封建制和世袭制权力关系中表现为封臣和门徒所具有的那种忠诚）。现代的忠诚是非人格的，从属于功能性的目的。当然，这种功能性的目的背后通常有一种“文化－价值的思想”在支撑。一些思想可以取代世俗和超世俗的个人控制。诸如“国家”、“教会”、“社区”、“党派”或“企业”的思想被认为正在一个共同体中得到实现。他们为个人控制提供了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光环。
政治官员至少在充分发展的现代社会里不被认为是统治者的个人仆从。今天，主教、神父、传教士实际上不再像早期基督教时期那样拥有纯粹的个人魅力。他们所提供的超世俗的和神圣的价值赋予了每一个看来值得得到它们和要求得到它们的人。以往这样的领导人按其统治者的个人命令行事，他们原则上只对他负责。现在，尽管这些旧的理论仍然部分地保留了下来，但这样的宗教领袖已成了服务于功能性目的的官员，这一点在今天的“教堂”中已司空见惯。反过来，他们在意识形态上也变得空洞化了。
2、官员的个人职位按以下方式加以规范：
（1）不管在私人机构还是在公共机构，现代官员总是努力工作。与被统治者相比，他通常获得一种明显的社会尊重。他的社会地位由等级的秩序规定所保证。对于政府官员来说，其社会地位还由刑法有关“不准侮辱官员”及“不准蔑视”政府和教会权威的特别条款来保证。
官员的实际社会地位在具备以下条件的社会里（如古代的一些文明国家）是最高的：具有内行管理的强烈要求；明显而稳定的社会差别（由于社会权力配置的结果，官员主要来自社会的和经济的特权阶层；或昂贵的受训费用以及身份习俗对人的约束）。拥有教育证书（这一点将在其他地方讨论）通常意味着具备机构工作的资格。这样的证书或专利自然提高了官员社会地位的“身份因素”。对其他人来说，这种身份因素在各自情况下是受到明确而客观地承认的。例如，有条款规定，接受还是拒绝一个求官者取决于全体官员的同意（“选举”）。德国军队中的军官就是如此。同样的现象（它促进了官场的一种行会式的隔离）也可以在过去世袭的特别是受俸牧师式的官场上找到。以变化了的形式再现这种现象的愿望在现代官某某中绝非少见。例如在俄国革命中，官僚在一贫如洗的无产者和专业官员的要求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官员受到的这种社会尊重通常在对专业管理需求不强和身份习俗较弱的地方表现得特别低。这在美国尤其如此，因为在一些新的居住地，牟利领域广阔，社会阶层变动剧烈。
（2）典型的官某某机构的官员是由上级任命的。由民众选举产生的官员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官某某机构的官员。当然，选举形式本身并不意味着在选举（特别是国家的选举）背后就没有任命，尤其是一些竞选者是由党魁任命的。这一点是否如此取决于政党机制发挥作用的方式，而不取决于政党的法律地位。组织一旦牢固地建立起来，政党就可以将形式上自由的选举转变为鼓掌通过党魁指定的候选人。不过，作为一种原则， 形式自由的选举变成了——根据确定的规则——在指定的两个获选人中选一个。
在所有这些状况中，通过大众选举来确定官员缓和了严格的等级从属关系。相对于上级官员，以这种方式获选的官员原则上具有了自主地位。选举产生的官员不是从“上面”而是从“下面”得到他的职位的，或者至少不是从等级制度中的上级权力部门而是从强有力的党派人物（“老板”，他们也可以决定他的未来的职业前途）那里得到他的职位的。选举产生的官员的职业生涯不是或至少主要不是取决于管理机构的首脑。不是选举产生而是由首脑任命的官员——从技术角度来说——一般能更准确地行使职责，因为在其他状况相同的情况下，决定他的任命和职业生涯的可能是那种纯粹的工作目的和工作质量。就工作经验而言，被统治者作为一个外行想要对工作熟悉到像候选人胜任机构工作的那种程度，必须在他工作之后。此外，在通过选举产生官员的各种选择中，政党自然看重愿为党魁效力的人，而不是看重具有专长的人。这一点对所有通过选举产生的官员，对党魁在决定候选人名单时对形式上参加自由选举的官员的指派，或对本身由选举产生的首脑的自由任命来说都是适用的。但是，这种对比只是相对的：在合法君主及其下属任命官员的地方（除非下属的影响在那时不是决定性的），情况差不多都是一样的。
在要求内行管理、党派随从人员必须承认一种智力发达、有见解和自由流动的“公共舆论”的地方，执政党使用不称职的官员就会对其下次竞选产生影响。当官员由党魁任命时，这种情况自然就会发生。美国现在需要内行来管理，但在大城市（那里是移民投票集中的地方）就没有有见解的公共舆论。因此，首脑及其下属官员常常危及官员的专业资格要求和官僚机制的准确运行，这也削弱了官员对等级制的倚重。这一点至少对一些很难管理的大型组织来说是如此。在美国，由总统任命的联邦法官，其高超的专业能力和正直的人品都超过了选举产生的法官，这是大家所熟悉的，尽管两种类型的官员首先都按党派意见挑选。在美国，改革者要求改革大城市的公共行政主要***任命的官员班子进行的。这种改革以“恺撒”式的风格进行。从技术上来说，作为一种有组织的权力，“恺撒”式的效率（它通常来自民主制）一般依赖于“罗马皇帝”作为大众（军队或公民，这些大众按传统是自由的）的免费保管人的职责。“恺撒”就是这样一个拥有高度能力的武官和文官群体的、不受约束的统治者。这些武官和文官是他不考虑传统的或任何别的意见而自由地、独立地挑选的。但是，“个人精英统治”与形式上经普选产生官员的民主制是相对立的。
（3）官员的职位是终身的，至少在公共官僚机构中是如此。这种终身制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类似的组织中。作为一种具体的规则，终身制是一种先决条件，即便在发生通知离职或周期性重新任命的地方也是如此。比起私人企业中的工人，官员通常是终身制的。但是，法律上的或实际的终身制并不意味着官员具有拥有机构的权力，而这在以往的许多权力机构中却是事实。在确立了单方面解雇或调动的法律的地方，这些法律保障有助于保证严格公正地履行机构的职责而不受个人因素的影响。在德国，司法官员就是这种状况，这种状况在行政管理官员中也变得越来越普遍。
因此，在官某某中，“独立性”（由终身制法律所保证）的程度不总是一些职位有保障的官员身份提高的原因。实际情况正好相反，特别是在一些旧文化和高度分化的社团中，情况更是如此。在这样的社团中，上司对下属的单方面规则越严密，就越能保证官员过一种传统的贵族式的生活。因为缺乏这种官职终身制的法律保证，民间对官员产生的尊重可能像中世纪对高贵的机构的尊重取代对公民的尊重，像皇帝的判断高于人民的判断一样。在德国，军官政.和府官员随时可以被解雇，或至少比“独立的法官”的去职更随意。法官从来不会因为对甚至是“高贵条款”的最粗鲁的冒犯或对社会沙龙习俗的违背而失去公职。正因为这一原因，如果其他方面相同，那么在统治阶层的眼中，法官在社会交往上不如军官政.和府官员，而军官政.和府官员对统治者的巨大依赖则是与他们身份传统相一致的重要保证。当然，一般官员按照公务员法尽忠职守，公务员法为他的退休生活提供物质保障，并保证他不被武断地免职。但是，这种尽职有它的局限性。“公职权利”的确立使得从技术效率的角度考虑录用他们变得更为困难，因为这种权利的确立减少了有雄心的公职候选人的职业机会。这一状况使得官员从整体上感到可以不依赖上级，但是这种不依赖的感觉主要是建立在人的平等而不是低人一等和被统治的基础之上的。今天，贝德里亚牧师的保守主义运动（它是由担心教会与国家的可能的可怕分离引起的）明确表达了一种不要“从教区的主人变成教区的仆人”的意愿。
（4）官员拿固定的薪水和养老金。薪水不像工资那样按所作的工作来衡量，而是根据不同的职责（“官阶”）或者也可能根据服务时间的长短来确定。官员相对稳定的收入以及得到的社会尊重，使得公职是一个值得追求的职业，特别是在那些不再为殖民利润提供机会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此种情况使官员的收入微薄。
（5）公共机构的等级制为官员设定一个职业。他从一个低的、不重要的和低工资的地位逐步提升到高的地位。一般官员自然希望有一种固定的提升条件的机制，如果不是官职的提升，至少也是薪水的提升。他希望这些条件以“资历”来确定，或者可能的话，通过成熟的专业测试体系得到的级别来确定。不管怎样，这种测试实际上成了一个官员持久地位的特征，并且在他的职业生涯中长期有效。所有这些形成了一种把官员看作是那些具有教育证书的合格的“受俸牧师”的趋势。考虑一般的个人资格和智力资格的必要性（不管教育证书这个次要的特征）已经导致了这样一种状况：填补最高的官职，特别是“部长”职位原则上不考虑这些证书……
六、官僚组织的技术优势
官僚组织优于其他组织形式的一个决定性原因，在于它纯粹的技术上的优越性。成熟的官僚机构与其他的组织机构相比，其情形如同机器生产与非机器的生产方式相比一样。
精密性、速度、明确性、对公文档案的了解、连续性、自由裁量权、统一性、严格的隶属关系、减少摩擦和人力物力开支——这一切在严格的官僚管理，特别是在这种管理的个人专断形式下达到了最佳点。训练有素的官某某在所有这些方面都优于所有宗教团体性的、荣誉性的和业余性的行政管理形式。就复杂的行政工作而言，支付薪酬的官僚工作的内容不仅恰到好处，而且最终比形式上不给报酬的荣誉性服务要廉价得多。
荣誉性的方式使行政管理工作成为一种业余活动，单就这点而言，荣誉性的服务通常拖沓缓慢，较少受固定格式的束缚，较多随意性。因此，与官僚机构的工作相比，这种服务缺乏精确性和统一性，因为它较少依赖上级，并在建立和使用下级机构以及安排任务上不经济。荣誉性的服务比官僚服务缺乏连续性且花费更大。当我们不仅考虑公家金库的货币开支（即与贵族的管理相比官僚管理明显增加的开支），而且也考虑被管理者因拖延和缺乏准确性导致的经常性经济损失时，荣誉性服务开支的巨大则是确凿无疑的了。只有在正式的管理可以令人满意地被当作业余管理来处理的地方，贵族的管理才可能永远存在。随着行政管理质量要求的提高，今天，即便在英国，贵族的管理也已经达到了它的极限。教会团体所组织的工作经常发生摩擦和拖延，需要在互相抵触的利益和观点之间进行妥协。因此，这种管理精确性低，较多独立于上级，因而也较少统一，行动缓慢。普鲁士行政机构的所有长处一直是而且将来也一定是官某某度原则、特别是独断原则的长处。
今天，首先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要求行政管理更加精密、明确、连贯而且尽可能迅速地执行业务。大规模的现代化资本主义企业本身就是严格的官僚机构的大小不等的模式。所有的企业管理都是建立在不断增长的准确性、稳定性以及运作的迅速性之上的。而这一点又是由现代沟通手段的独特性（包括——其他暂且不论——出版业的信息服务）决定的。公共通告以及经济政.和治信息对行政管理迅速应对各种状况产生了一种持久而强大的压力。这种迅速应对通常只有严格的官僚机构才能做到。
官某某度化首先为实现这一原则打开了方便之门：根据纯粹的客观需要将管理职能专业化。一些具体的工作由受过专门训练的公务人员来承担，它们通过不断的实践而变动见多识广。这种“客观”地执行任务首先意味着按照“可计算原则”和“非人格”的方式去加以执行。
“非人格”也是一种“市场”的说法。一般来说，也是一种追求单纯经济利益的说法。始终如一地实行官僚统治意味着拉平等级地“荣耀”。因此，如果自由市场的原则没有同时受到限制的话，那么就意味着这种“阶级状况”的普遍统治。这种官僚统治的后果（它与官僚化的程度有关）还没有在所有地方显示出来，这是因为各国借以满足其需要的一些原则存在着差别。
前面所说的第二个因素即“可计算原则”对于现代官某某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现代文化的特点，尤其是现代文化的技术和经济基础要求可计算的结果。官某某在得到充分发展后，它奉行——从一种特殊的意义上来说——“不偏不倚”的原则。这一特殊性是受资本主义欢迎的，这种特质发展得愈完备，官某某也就愈“失去人情味”，愈能够成功地把恩爱、仇恨以及所有无法计算的纯粹个人的、非理性的和感情的因素从官场中清除。这就是官某某的特殊性质，它被当作官某某的一种特殊优点而受到称赞。
现代文化愈复杂愈专门化，它的外部支撑机构就愈要求使用没有个人牵扯的和绝对“客观”的“专家”，以替代旧有社会中的老爷，这些老爷受制于个人的同情和喜好，受制于仁慈和感激之情。官某某能够以最理想的组合形式，为现代文化的外部支撑机构提供它所需要的办事态度。作为一条规则，只有官某某才会执行一种以理性为基础的法律（这一法律理论系统化的基础是罗马帝国后期以高度的技术完美性首次创造的那些法令）。在中世纪，这一法律是随着司法行政的官某某度化而被接受的，也就是说，是随着受过理性训练和专业化了的专家取代旧的审判程序（它受到了传统或非理性的预先假定的束缚）而被接受的……
十、官僚机器的永久特性
一旦官某某完备地建立起来，它就成了一种最难攻克的社会机构。官某某是一种将“团体行动”变成有合理秩序的“社会行动”的手段。因此，作为一种使权力关系“社会化”的工具来说，官某某对于那些控制官僚机器的人来说——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种最好的权力工具。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种在有条理的安排和领导下的“社会行动”不会屈服于“大众”甚至是“团体行动”的抵制。在全面贯彻管理官僚化的地方，一种建立起来的权力关系形式是牢不可破的。
单个官员无法摆脱在身上的官僚枷锁。与那种荣誉性的或业余性的“贵族”相比，职业性的官员的行动贯穿了他的一生。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只是一部永恒转动的机器中的一个齿轮而已，这部机器给他规定了一条基本上固定的前进道路。官员在接到任务时，通常无法开动，也无法煞住这部机器，只有最高官员才能这样做。这样，单个官员就被融化进了公务员群体（他们整合成了一部机器）之中。他们在使这部机器持续运转，以及维持这种在全社会行使的权力时具有一种共同的利益。
从被统治者的角度来说，一旦这种权威性的官僚机器建立起来，他们就很难摆脱它，很难用其他东西来取代它，因为这种官某某建立在专门训练的基础上（运作功能上的专业化），建立在一种主张精通某一职能或精通一些被合理整合的功能的态度上。如果这个官员停止工作，或者他的工作被迫中断，就会产生混乱，并很难一下子可以从被统治者中找出一个替代者来克服这种混乱。这一点对公共行和.政私 内容过长，仅展示头部和尾部部分文字预览，全文请查看图片预览。 劳动占主导，自由民通常厌恶劳动，并以劳动为耻的地方，这些“必要”的奴隶早就该掌权了，因为他们至少与今天的官员和无产阶级一样是不可缺少的。官某某本身权力是否增长，不能用这种先验的理由来确定。经济利益集团或其他非官方专家的吸引力；非熟练的行业代表的吸引力；地方性的，***央的代议机构或其他代表机构以及职业团体的建立，所有这些“似乎”与官某某倾向针锋相对。至于这一现象有多大的真实性，这需要另写一章加以讨论，这里纯形式的和类型学式的讨论无暇顾及。大体上说，只能表达一些看法：
在正常情况下，一种完备的官某某的权力永远式睥睨一切的。“政治上的统治者”发现他自己处于与“专家”相对立的“假行家”的位置，面对行政管理机构一位训练有素的官员。不管官僚机构为之服务的“主人”是具有“立法创制权”、“公民投票权”以及罢免官员的权力的“人民”，还是或在贵族或在民主基础上选举产生、享有投不信任票的权利、并在实际上有投不信任票的权力的议会，与专家对立的情况都是存在的；不管主人是一个在法律和实际上基于自我录用的高贵的、社团性的机构，还是一个民选总统，一个世袭的“专制君主”或“立宪君主”，这种情况也同样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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