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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与文化
教育与文化是相互依存同时相互制约的。
教育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教育与文化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特定社会中的教育之所以能与特定社会文化体中的其他方面共存一体,主要是因为它们经过长期的历史共生与磨合,已经社会性地筛选掉不相适应的部分,并将其余部分组合成为一种特定的相互适应和相互依存的关系。
(1)商代甲骨文卜辞已经出现了“学”字,并有多种写法,有人概括为四式:?
图一:甲骨文中的“学”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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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对甲骨文中的“学”与“教”字的含义的分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古代教学活动与占筮的关系。在甲骨文之中,“教”和“学”是相通的。在甲骨文中,“学”字包含由三个要素:第一:教与学的活动,(表示两个人的学术授受的场景),,第二:教学场地“介”,(介是房子的侧影。)第三:教学内容--“爻”,指卜筮时候蓍草交互的样子,在这里就是指占筮活动。占筮活动是先民与鬼神沟通的基本途径,认为占筮结果是神灵对吉凶祸福的昭示,“占卜”就成了殷商时期的贵族子弟的重要学习内容。在甲骨文中,“教”字也可以读作“学”,?
从“学”字可以看出殷商之人对于教育内涵的基本理解。殷商时期的教学活动的主要的内容之一是“爻”,也是“教和学”这两个文字起源与对商代流行的《归藏》易的学习活动。由此可以看出,以沟通神明、昭示祸福为目的的卜筮活动贯穿了殷人教育活动的始终。?
因此,在我国最初教学就是学习卜筮。这是完全的贴合并依存与当时中国的文化背景。
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人的天赋素质相近,个性差异主要是因为后天教育与社会环境影响(“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因而人人都可能受教育,人人都应该受教育。他提倡“有教无类”,创办私学,广招学生,打破了奴隶主贵族对学校教育的垄断,把受教育的范围扩大到平民,顺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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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孔子主张“学而优则仕”,学习了还有余力,就去做官。他的教育目的是要培养从政的君子,而君子必须具有较高的道德品质修养,所以孔子强调学校教育必须将道德教育放在首要地位(“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孔子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是“礼”和“仁”。其中“礼”为道德规范,“仁”为最高道德准则。“礼”是“仁”的形式,“仁”是“礼”的内容,有了“仁”的精神,“礼”才真正充实。在道德修养方面,他提出树立志向、克己、践履躬行、内省、勇于改过等方法。
“学而知之”是孔子教学思想的主导思想。在主张不耻下问、虚心好学的同时,他强调学习与思考相结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同时还必须“学以致用”,将学到的知识运用于社会实践。
孔子在教学方法上要求老师“有教无类”“经邦济世”的教育观,“因材施教”“启发式”的方法论,注重童某某、启蒙教育。他教育学生要有老老实实的学习态度,要谦虚好学、时常复习学过的知识,以便“温故而知新”、新知识引申拓宽、深入,“举一而反三”。他最早提出启发式教学。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意谓教师应该在学生认真思考,并已达到一定程度时恰到好处地进行启发和开导。
他又是在教学实践中最早采用因材施教方法的教育家。通过谈话和个别观察等方法,他了解和熟悉学生的个性特征,在此基础上,根据各个学生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培养出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多方面的人才。孔子热爱教育事业,毕生从事教育活动。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不仅言教,更重身教,以自己的模范行为感化学生。他爱护学生,学生也很尊敬他,师生关系非常融洽。他是中国古代教师的光辉典型。
孔子的教育活动不但培养了众多学生,而且他在实践基础上提出的教育学说,为中国古代教育奠定了理论基础。
我国之后文化的发展也深受儒家的影响。
董仲舒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汉武某某开始推行。《董仲舒传》中记载了董仲舒提议的原话为“推明某某,抑黜百家。”在《武帝纪赞》中,记载了汉武帝的做法是“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该思想,已非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原貌。而是掺杂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兼容”与“发展”特性,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新思想。它维护了封建统治秩序,神化了专制王权,因而受到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推崇,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流思想。
因此,教育与文化是相互依存的,但同时,教育与文化也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关系。
例如秦始皇焚书坑儒,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决定了当时秦始皇的专政制度,因此在秦始皇决意做出焚书坑儒之事时,国民是无力改变的。同时此事也给我国带来了不可扭转的文化和教育资源的缺失。
秦始皇焚书坑儒的起因:
1.是秦朝建立专制主义政治体系的需要。
2.一些儒生和游士引用儒家经典,借用古代圣贤的言论批评时政。
只是对于坑儒,史学家们仍有争论。一般来说有三种看法:
(1)第一是历史上并无焚书坑儒一事,这纯属后人的杜撰。持这一观点的是民国时期兴起的“疑古派”,近几十年的出土文物,有力地支持了司马迁《史记》的真实性,从而证明了“疑古派”观点的不成立;
/秦始皇像
(2)第二是的确坑了一些人,不过那只是些方士,或称术士。秦始皇焚《诗》、《书》,医、卜之类的文某某,不在焚烧之列。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中,从未提起过“坑儒”二字。且司马迁与汉武帝年龄相仿,按最迟计算(汉武帝崩于公元前87年),司马迁距离焚书坑儒发生的时间,最远不过120多年。120年的时间跨度,是什麽概念?就相当於2012年到1896年(清光绪年间)的跨度。司马迁从十多岁起,就开始遍游中国,二十三岁的时候,其父司马谈去世,司马迁就已经接任其父的职务,担任汉太史令了。如果从司马迁20岁开始算起(-147年),距离焚书坑儒(-212年)的时间跨度,不过65年而已。即相当於2011年往前推65年(相当於中华民国时期的1946年)。在这样一个狭小的时间跨度之内,以司马迁的学识和所处高层的地位,焚书坑儒这样大的事件,不可能不清楚。?[4]?
3.***,丞相李斯斥责儒者依古制实行分封制的主张不合时宜。
所焚何某某?为何而焚?
最主要的一本是《尚书》,因为尚书记载上古圣王的治世理念,而秦始皇自以为“功高三皇,德迈五帝”,所以要用自己的治世观念代替上古圣王的治世思想,欲厚今乃焚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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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诗经》,因为诗经中多赞颂历代君王,始皇不愿有六国遗党颂六国先王。
但,最最重要的或是一本方士《道经》。这道经非现在的老子道德经。此经唯留十六字,十六字心传。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古文尚书·大禹谟》)
《荀子·解某某》中也有类似的引注,称:“《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惟明君子而后能知之。”(由此推断曾有一本道经,绝非仅有现存的十六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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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坑何人?为何而坑?
所坑非儒,而是方士。
因方士所言长生非始皇帝所能修成,长生也非是小小丹药所能达到。(己心不净,何以修行?何以长生?人人本有长生草,己心不净,田园荒芜,何以种得长生。海外三仙山,XX,方丈,瀛洲,不过是人身三大丹田。外求何处求……)
方士接近始皇,非要炼药寻丹,乃是要传《道经》于某某。
始皇恼羞成怒,认为方士们在耍弄自己。于是,先焚道经,后坑方士。
焚书坑儒的过程
秦始皇在政治、经济上实行的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还在统一之初,就在要不要分封诸子为王的问题上发生了一场争论。以丞相王某某为首的一批官吏,请求秦始皇将诸子分封于占领不久的燕、齐、楚故地为王。认为这样有利于巩固秦的统治。但廷尉李斯则坚持反对态度。认为,春秋战国诸侯之所以纷争,完全是西周分封制造成的恶果。只有废除分封制,才可免除祸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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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意见,认为立封国 ,就是树敌兵。于是在全国确立了郡县制。?[5]?
事隔八年之后,到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在秦始皇于某某宫举行的宫廷大宴上,又发生了一场师古还是师今的争论。焚书之举正是由此引发的。在宴会上,仆射周某某,面腴秦始皇,吹捧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博士淳于越针对周某某的腴词提出了恢复分封制的主张。他说: 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辅枝。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某某、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腴,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秦始皇听后不动声色,把淳于越的建议交给群臣讨论。丞相李斯明确表示不同意淳于越的观点。他反驳说:三代之争,何可法也.儒生 不师今而学古, 道古以害今,如不加以禁止,则 主势降乎上,党与成某某,统一可能遭到破坏。为了别黑白而定一尊,树立君权的绝对权威,他向秦始皇提出焚毁古书的三条建议:
(1)除《秦某某》、医药、卜筮、农家经典、诸子和其他历史古籍,一律限期交官府销毁。令下三十日后不交的,处以黥刑并罚苦役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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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谈论《诗》、《书》者处死,以古非今者灭族,官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
(3)有愿习法令者, 以吏为师。秦始皇批准了李斯的建议。在宴会散后第二天,就在全国各地点燃了焚书之火。
不到30天时间,中国秦代以前的古典文献,都化为灰烬。留下来的只有皇家图书馆内的一套藏书。
在焚书的第二年,又发生了坑儒事件。坑儒不是焚书的直接继续,而是由于一些方士、儒生诽谤秦始皇引起的。秦始皇在攫取到巨大权力和享受到荣华富贵之后,十分怕死。在统一中国之后,他异想天开地要寻求长生不死药。方士侯某某、卢某某等人迎合其需要,答应为秦始皇找到这种药。按照秦律谎言不能兑现,或者所献之药无效验者,要处以死刑。侯某某、卢某某自知弄不到长生不死药,不但逃之夭夭,而且诽谤秦始皇天性刚戾自用,专任狱吏 ,事情无论大小,都由他一人决断,贪于权势 等等。秦始皇听后,盛怒不可抑止,以妖言以乱黔首 的罪名,下令进行追查,并亲自圈定460余人活埋于某某。这即是所谓的“坑儒”事件。
焚书事件
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1年-前221年)由于社会逐渐进入青铜时代,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一些平民百姓逐渐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他们面对纷乱的社会状况,希望通过思索和钻研前人治世理念寻找到一条可以使社会安定,百姓不再流离失所的救世之路。于是产生了诸多的学派学说,并撰写出无数著作,史称诸子百家。
隋朝的牛弘提出“五厄”之说,论中国历代图书被焚毁,首当其冲即为秦始皇焚书,二是西汉末赤眉起义军入关,三是董卓移都,四是刘石某某,五是周师入郢。而刘大魁作《焚书辨》,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一句,宣称书是项羽焚烧的。但是汉朝无人就此指责项羽“焚书”,尽管他是刘邦的敌人。
坑儒事件
而在焚书开始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在当时秦首都XX将四百六十余名术士坑杀,即为所谓的“坑儒”。
焚书坑儒所造成的影响:
开启了封建时期“愚民统治”“学院争吵”的先河。
秦朝不仅“焚书坑儒”,还下“挟书令”,藏有儒家经典者治罪,因之在秦代无传授和学习儒家经典者。今文经 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很不重视儒学。至惠帝时,废除“挟书令”,儒家思想言论这个禁区开始松动。从这时起,到文某某期,一些尚存的老儒依靠记忆,口头传经。弟子们因找不到书籍,就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将老儒背诵的经典本文和解释记录下来,这样的经典就是所谓的“今文经”,释文谓之传。文某某,开始设置经学博士,由今文经学家充任,以备顾问。武某某,置五经博士,亦由今文经学家充任,在太学教授弟子。从此,今文经学得到广泛的传播。今文经来自老儒的记忆,因每个老儒的记忆有出入,解说有差异,于是出现了一经有几家说法的情况。代代相传,逐渐形成了一些学术流派。宣帝时,在太学中立学官的,《易》有三家,《书》有三家,《诗》有三家,《礼》有一家,《春秋》有二家,共十二博士。东汉初年,增为十四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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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经是用秦统一以前的篆书抄写的经典。秦在焚书时,人们将这样的经典和其它一些古书埋藏起来。西汉前期,由于拆除老房,相继发现了一些古书。武某某,下令献书。成某某,设官负责收集古书,并着手进行整理。西汉末年,刘某某在整理古书时,发现古文经典不仅经文与今文经互异,而且篇章也多出不少。如《礼》多三十九篇,《书》多十六篇。《毛诗》和《左氏春秋》等则为今文经所不载。这些新发现的经典就叫做“古文 经”。刘某某对于古文经很赞赏,建议在太学立学官,但却遭到今文经学博士们的激烈反对。刘某某批评这些博士“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可是由于执政大臣也反对,刘某某的建议未被采纳。
平帝时,王莽专权,为了利用古文经进行“改制”,就立《古文尚书》、《毛诗》、《逸礼》、《左氏春秋》四个博士。东汉初,又被取消。古文经虽不得立学官,但在民间却广为流传。古文经中固然有些内容是经过两汉学者窜改或增加者;但总的说来,古文经学家是按字的形、音、义解经,极力恢复经的本义,不作任意发挥。于是形成了系统的训诂方法。古文经学家贾某某、马某某、郑玄兼通今文经。郑玄破除各家传统,广采众说,遍注群经,得到经今、古文两派的赞许,号称“郑某某”。至此,基本上结束了经今、古文斗争。贾某某的学生许某某为了反对今文经学派根据隶书经典,穿凿附会,曲解经文,用了二十二年的时间,写成《说文解字》一书,收小篆九千三百五十三个,收古文(战国文字)、籀文(zhòu宙,西周、春秋文字)一千一百六十三个为重文;每个字标明字形,注出音读,推究字义,全书分为五百四十部,全部解说不过十三万三千多字,简明扼要。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编辑完善、内容丰富的字典。
虽然是为了加强思想控制,并在短时间内得到了成功;但不利于国家长治久安,不利于社会发展,钳制了当时人们的思想,并且手法残忍,残暴。
同时,在古时我国因为受文化的限制,是不允许女子上学堂的,甚至还说什么“女子无才便是德。”之类的浑话。而即便是男子们,因八股取士的原因也一味的去学习八股文,而忽略了科学方面的研究,因此我国在近代时才会被其他的国家欺负,虽说制度是一方面的问题,但科技不够发达,武器不够先进也是很重要的问题。
由此可见,教育与文化之间也是相互制约的。
?教育与文化尽管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但又在此过程中变化与发展。教育与文化在相互依存、相互制约过程中,不断按照各自的运动规律运动、变化和发展。在开始时,来自教育或文化方面的本体运动只产生一些渐变性的影响,当这种渐变积累到超出先前两者关系所划定的界限范围时,就会引起突发性变革。出现新的文化、新的教育和一种新的相互适应关系,从而实现两者在更高水平或更新意义上的和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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