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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出版自由读书笔记
约翰·弥尔顿于1644年向英国国会提出的一篇对国会质询的答辩词即是之后成文的《论出版自由》。作者在书中强烈呼吁出版自由,主张让让真理参加自由而公开的斗争,为后来自由主义新闻出版业奠定了思想基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初期,已经取得初步胜利的资产阶级势力逐渐壮大,原来革命内部的守旧分子害怕革命取得最终胜利,试图通过控制人民的宗教信仰和思想自由,与封建王权妥协。在此背景下,弥尔顿为争取革命的继续发展并取得胜利,在思想上继续深入解放,向国会提交了这篇政论,对守旧势力限制人民思想自由的行为进行了严厉批评。
以前狭隘的出版业行政许可制度阻挠了思想和文化的传播,那些所谓的许可官员其实是一些文盲和非自由民,他们处于自身的劳动环境和条件的限制,对外界以及未来的发展不具有敏锐的眼光和宽阔的视野。弥尔顿认为书籍之所以为著作,是因为他们有一种潜在的生命力,可以在追求最纯洁的功效和拨开迷雾启迪真理方面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指出 “谁杀了一个人就是杀了一个理性的动物,杀了上帝的一个创造;但是,谁要是摧 内容过长,仅展示头部和尾部部分文字预览,全文请查看图片预览。 握知识的积极性。写作自由和出版自由的限制,剥夺了人们学习和掌握知识的自由。
出版自由可以带来思想自由,并因此提高人类个体对于既定信念的理解和对新真理性知识的揭示。弥尔顿从国家和个体两个方面来阐述他的这一思想。基于这一立场和认识,弥尔顿主张阅读所有的文本著作,也就是说,既要阅读好的著作,也要阅读“有邪恶内容”的著作。因为后者会“帮助读者从许多方面进行辨别和判断,去发现、驳斥、预先告诫以及举例说明”各种观点和认识。
弥尔顿还对“议会法案”本身的有效性进行了质疑。首先需要质疑的就是审查官本身:审查制度要求他们必须以一种超出常人的力量去完成无偏见的书报审查任务,但是,事实上,他们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却十分容易玩忽职守、腐败堕落或者滥用职权;另一个需要质疑的就是书籍著作本身就是官方可以予以审查的思想和行为的惟一来源的假说。
“一个国家如果法度公正宽宏,一个教会的基础如果是信仰和真正的知识,便决不会象这样胆小如鼠的。”弥尔顿坚信自由民主的国家应该有大度的气概,实行出版自由是国家未来走向光明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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