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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播学 40 年:一个本土化的视角与反思?
2018-10-02 22:00
(一)在社会结构性变迁中孕育社会宏观背景和外部环境变革直接决定着传播学科的建立与发展,也影响着传播研究的主体和内容走向。早在1978年之前,传播学就“亮相”中国,但未形成有效影响力。改革开放为传播学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知识生态环境,传播学终于开启了在中国的新旅途。传播学的引入主要是在学者对传播学名词、概念的翻译介绍中逐渐发展起来的。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余某某译介了美国传播学奠基人宣伟伯的《传学概论:传媒、信息与人》一书,认为“communication”一词应译为“传学”,这为内地学者带来了关于“传播”一词的启发和讨论。1978年7月,复旦大学郑某某教授译述了《公众传播工具概论》《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学:公众传播》等文章,对“传播”这一概念进行了定义。此后,有关西方传播学的著作论述开始被源源不断地翻译引进,在诸多学者的努力下,5W理论、皮下注射论、受众理论、香农的信息理论、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使用与满足理论、把关人理论等渐渐为人所熟知。
(二)受众效果研究:中体西用传播学理论的引入,为当时仍旧以宣传为主导的新闻理论提供了新的视角。在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对传播学展开的研究与应用,主要是为了满足中国社会变革的需要。传播学科学、理性的研究推动了新闻观念的变革,传播学也借此迅速应用在效果研究、受众研究等领域。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由中国社***教授陈某某主持的对XX地区报纸等大众媒体传播效果的综合调查,该调查主要研究内容为受众接触媒体的行为偏好,这是中国首次使用现代科学的方法进行调查,这也引起了学者对于传播学受众研究的关注。有学者指出,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并未被西方主导,而是将西方传播理论整合了进来。因此认为这次受众调查其实恰恰证明了“中国传播学本土化深厚”[1]。但从现在看来,当时中国传播学的主体意识尚未形成,专业学科也未建立,受众研究更多的是借传播学这个“工具”而进行的一次调查实践。
(三)十六字方针:传播学本土化初探 1982年,美国传播学鼻祖施拉姆访华为中国带来了美国传播学研究,余某某教授借此首次提出了“中国传播学研究”的主题。在同年11月传播学第一次研讨会上,以“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为主要内容的“16字方针”被提了出来,这被认为是传播学中国化的一个历史起点,是一次对学术自主性问题的提出。“批判吸收、自主创造”的方针表达了中国传播学界对于中西方传播研究最初的态度和立场及对传播研究“本土化”“学术自主性”的渴求。但是,早期学者们对中国传播学研究有着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预判,它不可避免地带有实用主义倾向,即希望传播学能够为我所用,广泛解决社会生活中新型大众媒介的各方面问题。即使一代代的研究者们一直致力于为中国传播学研究搭建一个整体的理论框架体系,但不能忽视的是,过度重视运用西方理论为本土化实践服务的工具和方法,而忽略对于实质理论的搭建。
30年后,在回顾传播学本土化历程时,有学者认为在当时研究尚未展开,问题与现实割裂,在既未能观察中国现实,又无法将其置于全球背景下的时候,“16字方针”无疑是一种用套话形式提出的“伪自主性”思路。在传播学进入中国的第一个阶段里,学界对其的引介多为业内的分享交流,并未形成系统的研究体系。学者在不断加强对西方传播学的学习与理解之外,也在“如何看待西方传播学”的问题上不断探索对于本土化的定位和确立自身的主体化意识。
一、传播学的本土化进程(1987—2008年)
(一)1987—1996年初期尝试
1.觉醒与争鸣
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中国经 内容过长,仅展示头部和尾部部分文字预览,全文请查看图片预览。 关键在于如何适应本土环境,解决本土问题。尤其是本土问题,抓住一个本土问题,其实很多题你就可以答了,例如我们所说的中国媒体对内的问题是主流媒体转型期遭遇的困难,这一个困难就可以引出很多小题目,例如媒介融合(转型的应对策略)、新型主流媒体(转型的目标)、媒介舆论(转型的功能是重新引导舆论)、网络谣言(主流媒体公信力下降是谣言的原因)、公共传播(主流媒体衰落造成公共传播的主体发生变化)、媒介专业主义(主流媒体衰落造成媒介专业主义产生问题)。所以我们在分析问题的时候也是如此,要抓住这个核心问题,很多问题中的逻辑自然迎刃而解。
PS:这篇文章值得大家学习的一点是,第一作者张某某同学,是清华的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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