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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化合”者的历史对话
--《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读书报告
何某某 ***
梁启超,一个与近代中国变革转型密不可分的人物,一个一生致力于中国社会改造的知识分子、政治家、思想家、报人,深谙中西两方文化,探求救国现实道路。在梁的身上,我们能够看到中西思想的冲突、起伏与化合,也能窥见近代社会在中西对话的历史框架中变革转型的曲折历程。
而历史学家列文森作为一个长期研究中国文化的美国学者,通过广泛阅读中外史料史论,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现实背景下的梁启超展开时空对话,写作本书《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可以看作是两个“中西化合”思想者之间的隔空对话。在本书中,一切皆离不开中西文明对话的历史框架与宏大视野,列文森如此,他笔下的梁启超如此,近代中国的发展亦如此。
这本著作按照时间序列分为三个部分,代表了梁启超思想演变的三个阶段,分别为“1873-1898年:变迁”、“1898-1912年:勇敢的新世纪”、“1912-1929年:往事的回忆”三编,每编中首先叙述其生平经历与时代背景,随后将梁启超置于近代中国社会与种种思想的交锋博弈之下,梳理他的思想要义与脉络。
作者认为,第一阶段的梁启超试图证明“儒教与西方文明一致”,他师从康有为,参与各地的改良活动、百日维新,希望通过对中国传统与儒家经典的重新解释,表明西方先进思想中的科学、民主、繁荣与和平色彩同样存在于孔夫子的笔下,列文森将此称为“将西方的价值偷运进中国历史”,尽管中西文化定然存在某些共同的价值追求,但这种“偷运”在一定程度上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文化之间的根本矛盾与冲突。这种“托古改制”既是出于减少变法阻力的现实需要,也是梁启超在情感上难以与本国传统割裂疏离的体现。
而在第二阶段,梁启超流亡于日本和西方,抵制共和革命,鼓吹温和改良,但其思想却向“新世纪”迈进了一大步。他否认中西文化比较的意义,认为变革的道路同样适用于中国与西方,中国欲完成现代化转型、摆脱列强的奴役,必须追求的不是“西方化”,而是弃旧立新,冲破本国传统。而列文森认为,梁启超在这一主张下依然暗含着亲近西方的倾向,现代化的变革转型离不开器物、制度、思想层面的西学东渐,在这个意义上,梁启超既要冲破中国传统、又要捍卫其地位的做法则会不可避免地落入矛盾,而一战的爆发、世界格局的巨变又给了他一个冲破矛盾、否定“西方化”的历史机会。
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一战中暴露了其竞争、功利、暴力、扩张的一面,战争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欧洲国家的实力地位也再不如前。在梁启超思想的第三阶段,他对过去所持的中西文化观进行了全面反思,提出中国文明重视精神较之西方文明重视精神的先进性,重新主张光大传统文化。列文森认为,梁和共产主义者同样抛弃了西方文明的权威价值,而不同的是,梁从中国传统的过去中寻找近代变革的答案,而共产主义者则从与苏联结盟的未来中寻找同一问题的答案。在列文森的眼中,他们二者之间,共产主义者才是属于未来、属于发展的一方,他们的主张能够在更遥远的未来,解决更多的历史问题,而梁启超的努力则带有更多不合时宜的温和保守。
相对作者而言,我对梁某某在生命最后十年的思考与主张抱有更多的肯定,梁启超以“物质”和“精神”二分法的方式,准确地揭露了全盘西化背后隐含的危机,尽管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可能模糊中西文化在“物质”与“精神”上的差异,但梁某某对社会文明的警示无疑是深远的,“重物质而轻精神”的文明带来的将是人道主义的陨落、工具理性的猖獗与共同体的崩塌。然而,我并不否认,梁启超的理性思考与社会激荡的现实之间的脱节难以避免,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急迫性决定了社会现实容不下缓 内容过长,仅展示头部和尾部部分文字预览,全文请查看图片预览。 击让身处传统中的人陷入巨大的精神迷失与思想困境,出于实用主义与社会现实的需要,他们被迫与自己所热爱的传统文明相疏离,将外来的思想文化作为变革的思想武器与舆论工具,但他们依然保留着捍卫传统文化、证明其精神价值的渴望与矛盾,梁启超如此,虔诚信仰犹太教、怀有深切“犹太情结”的列文森亦如此。他对犹太教文化遗产显著消失的忧虑,使其对于许多古老的精神文明都抱以更多的人文关怀,对探索这一问题的“领路人”、“先驱者”梁启超抱以更多的敬意与宽容。
而困扰梁启超与列文森的问题,关乎文化传承与文化自信,在今天依然需要我们的解答。他们用一生的探索、书写、实践、发声,也用彼此之间的中西对话,为我们充当了时代的领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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