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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何以成为“历史分水岭”
作者:赵某某,西泽研究院院长
几十年、上百年过后,人们会在历史书里这样记载:大疫情前,如何如何,大疫情后,如何如何。疫情前后将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就如同这些彼此隔离的日子,你的朋友圈里,那么多的朋友,让你突然感到如此陌生......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需要从精神和物质上同时做好准备,以迎接一个不一样的时代:去全球化,国家和民族主义盛行,信任成本越来越高,不同文化的对话越来越困难;市场经济收缩,消费主义基础削弱,精致的现代经济体变得粗糙,线上经济、距离经济、非接触经济成为新潮;城市化不会再高歌猛进,回归乡土和安全,重寻信仰和反思存在,新实用主义泛滥;后现代的随性、无厘头、无规则将被传统的集体秩序淹没,病毒在制造新的人际、国际交往关系,空间和距离变得异常重要,人们更信任血缘相同的族群,现代型的社会将因为疫情被再次解构;如何定义“戴口罩的人”,将成为存在主义新的哲学命题......
一、大疫情塑造的历史:现代性的再次解构?
史无前例的大疫情还在进行中,已经有学者迫不及待的构建叙事话语。他们将“新冠疫情”称为历史的分水岭,如同人们在叙述近现代历史时,一般将“二战前”和“二战后”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所以接下来的叙事习惯里,将会有“新冠疫情前”和“新冠疫情后”这样的区分。
当一切成为历史的时候,时代的断层线才会“泾渭分明”。也不用感叹这么多的“活久见”,人类社会从来就是如此。只是因为你此前所处的时代,岁月静好的太久。
命运的走向总是悄然变化,转折点只是书写在大历史中。身在其中的人们,往往具有先天的钝感,这或许是一种保护,否则每天置于宏大动荡中,渺小的个体该如何承受。但这个蔓延全球的病毒,所产生的影响如此之巨大,足以作为历史叙述中的标志性词汇。虽然,它只是加速了时代的剧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大变局。这些影响的确是声势浩大、立竿见影,比如疫情带来的伤病死亡、经济停摆和金融动荡,这些变化如同战争一样实实在在。而另外一些变化,深远的、潜移默化在时代记忆里的,隐藏在长波周期和文化意识里,悄悄的为时代注脚,然后有一天突然走上历史舞台,成为主角。
从某一个角度来说,人类历史是由灾难塑造的,瘟疫可以改变社会政.和治形态的演变进程,《瘟疫与人》对此有系统的研究,比如大瘟疫与极权政治、宗教禁忌、社会等级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大型动物的死亡,人口数量的增加,促使人类进入人口密度更高的农业社会,从此瘟疫就如影随形——这种看不见的病毒,在显微镜诞生之前,在古时代是神秘和鬼魅的。从生态学来说,这是在人类进入生物链金字塔后,大自然的一种平衡方式。这也是马尔萨斯陷阱的逻辑。而无论是雅典大瘟疫改变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局势,还是古罗马大瘟疫改变的帝国运数,谁也说不清究竟这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必然。
十四世纪的欧洲黑死病造成了超过1/3人口的死亡(大不列颠地区死亡了一半),导致劳动力奇缺,三分之一的土地无人耕种,人力成本陡升,租赁制替代农奴制,为圈地运动以及之后的工业革命埋下了伏笔(劳动力奇缺倒逼资本形成);而大量天主教神父和其他教职人员的死亡,只能让年轻的教徒匆忙补缺,这些人大部分并不像以前的神职人员那么虔诚,旧传统和公共礼拜仪式的衰微,这也可能埋下了两个世纪后宗教革命和文艺复兴的种子(见[英]弗朗西斯·艾某某·加斯凯,《黑死病——大灾难、大死亡与大萧条》第10章)。而这些,又集体构成了现代性的开端。
灾难或危机塑造历史的逻辑,有点像社会达尔文主义,一个没有人性温度和人文关怀的强权论和宿命论(木某某说超人哲学不可说)。的确存在这么一个规律,存亡兴衰,王朝更迭, 内容过长,仅展示头部和尾部部分文字预览,全文请查看图片预览。 总量来掩盖结构危机。不到一个月,美联储已经扩表40%,表外更加的庞大,接近无限的救济。但已经江郎才尽的央行,在疫情造成的经济断裂带,并无法立即带来弥合和治愈。她所能做的,只是延缓危机的发生,并将小危机积累成大危机。未来的金融世界将是什么景观?在我们新构建的包括生态资源的新范式里,最好的答案应该像日本,或者其它一些宗教国家,资产负债表幻灭引发的长期大衰退,在社会文化层面引发了极简主义、断舍离、宅文化等最大化节约生态资源的模式,以及出生率的下降和总人口的减少(这个未免残酷)。对于一国的经济来说,这恐怕是个噩梦,但对于大的生态系统来说,这可能是大自然天地不仁以再平衡人与自然关系最温和的方式之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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